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我國上半年經濟運行數據。報告顯示,2019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長率為6.3%,在全球經濟趨弱、國際貿易紛爭不斷、國內長期積累一些結構性矛盾凸顯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穩中有進,維持在全球GDP平均增速的兩倍以上,這個成績來之不易。

 

對此,坊間也有各種解讀與分析。有人認為單純依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中國政府負債高,逐漸累積信用風險與債務風險,長此以往會形成經濟增長的隱患。國投信達首席經濟學家何曉宇教授表示,事實上恰恰相反,對比多國經濟數據,中國政府的杠桿率并不高,他對全年經濟增長數據保持積極樂觀的預期。

 

在何教授帶領下,國投信達政信金融研究團隊對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進行專題研究并發表了分析報告:

 

“我國的GDP已經趕美超日,但政府部門杠桿率遠未有美日之高。”

 

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國債務的輕重指標之一。2018年我國全年的GDP總量為90萬億元,同期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8.39萬億元;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債務余額14.96萬億元,我國政府債務余額占全年GDP的比重僅為37%。

 

“以前有句老話叫‘趕美超英’,現在我國的GDP已經‘趕美超日’,但政府部門杠桿率遠沒有美日那么高”, 何教授說。報告顯示,美國2018年的GDP是20.46萬億美元,同期政府總債務超過24.56萬億美元,負債率是GDP的120%。更有權威智庫預測2028年聯邦政府的債務率可能會翻倍!

 

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238%,也是目前唯一債務占比超過GDP兩倍的國家。這主要是日本政府多年來一直是入不敷出,財政赤字嚴重,此外,再加上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等,日本債務更是不斷“膨脹”。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從這些數據就可以看出,持“隱患論者”無疑是過于夸大了。

 

“這個杠桿率水平,在全球都是在低位中控制得相當好的。”

 

 

對比中國、美國、日本、歐元區、英國、印度,到2018年6月末,政府杠桿率從高到低依次日本、美國、歐元區、英國、印度、中國。可得出中國政府杠桿率是5者中最低的,事實上,過于十余年來,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都遠低于多數發達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都是低位中控制得相當好的”,何教授一語中的。

 

國投信達政信金融研究團隊的研究指出,過去幾年,中國政府投資力度較大,負債率上升較快,確實積累了一些風險。如今中國通過供給側改革等各類方式去杠桿,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從省級層面來看,江蘇、浙江等東部省份負債絕對規模較高,但相對負債率較低,總體風險可控。貴州、青海等西部省份債務量較大,但總體風險仍然可控。其中不確定性風險來自于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目前中央有關部門已經出臺各類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文件,包含對隱性債務摸底、化解等內容。隨著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逐步顯性化,風險也逐漸可控。并且我國政府財力雄厚,地方政府有充分的方法和能力來化解債務問題。

 

“中國政府資產雄厚,債務化解方式多樣,具有更強的經濟韌性和彈性。”

 

在減稅降費、去杠桿、調結構的大環境下,2019年上半年GDP增長率為6.3%,說明中國經濟韌性足,加上我國國有資產數額龐大,政策對相關資源的騰挪空間較大,風險更加可控,對負債也有充足的化解能力。美國和日本政府所擁有的資產規模遠不如我國政府,除了國企部門資產,我國政府還擁有大量行政性資產、土地和自然資源,因此我國政府更具備加杠桿的承受力。作為我國經濟主體力量的國有企業也呈現健康、良好的發展態勢。

 

根據財政部發布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末,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928640.9億元,同比增長8.8%;負債總額1243637.8億元,同比增長8.5%;所有者權益合計685003.1億元,同比增長9.3%。今年前5個月,國有企業利潤總額13929億元,同比增長8.7%。這些數據都遠高于整體GDP增速,顯示出國有經濟作為主導力量強勁雄渾的牽引動力。

 

對此,何教授總結,“中國政府資產雄厚,債務化解方式多樣,具有更強的經濟韌性和彈性”。

 

對于地方債化解問題,他指出我國政府已有充足的準備:

 

第一,2015年之后,中央政府大力規范地方債務,債務逐漸顯性化,成效顯著,風險可控。從2015年開始,地方政府融資唯一合法途徑只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我國將地方債發行權集中在省級政府或者計劃單列市手中,充分考量財政承受能力,償付更有保障。而且發債要向財政部申報、備案,接受監督。

 

第二,地方債可以滾動發行,尤其是可以在銀行柜臺銷售,為政府融資提供方便。實際上,政府杠桿可以不斷借新還舊,短期內可以緩解增長壓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日漸火爆的政信金融可以幫助地方政府化解部分債務問題,緩釋經濟系統性風險,實現平穩著陸。政信金融作為地方政府合法的融資工具和手段,配合中央政府的財政、貨幣、產業和土地等宏觀調控政策,通過地方政府債券、產業投資基金、資產證券化、保理和租賃、定向融資計劃等工具獲得資金,能夠直接降低和控制地方政府本身的債務率和杠桿率。

 

目前,在地方隱性債務化解方面,地方政府已經嘗試出了:1、鎮江模式——政策性銀行介入+債務重組;2、山西模式——行業整合+平臺化債;3、海口模式——嚴控規模+消化存量;4、陜西模式——規范平臺運作+聚焦公益類國企;5、湖南模式——區域平臺整合+嚴控項目融資。

 

2008年次貸危機以后,全球都在借錢,發達國家借錢消費,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借錢生產和投資。受到規范管理與科學規劃的可控性良性債務,配合經濟上行周期與發展增速,其回報遠高于利息,其實是“穩贏“的投資和良性資產。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樂觀的情況下,中國通過調結構、穩投資、穩增長等方式,有能力通過自身信用建設,來幫助中國經濟平穩增長。總體來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政府債務總額可控,政府杠桿率相對較低,風險較小,我們有理由對未來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文章主要內容來源:金融界 以下是原文鏈接:

 

http://life.jrj.com.cn/2019/08/15103827980394.shtml